2015年9月22日上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所和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共同主办的杨成凯先生追思会在国家图书馆举行。中国社科院语言所副所长张伯江与句法语义研究室同仁王灿龙、项开喜、刘探宙、完权等赴会。追思会由国家图书馆副馆长张志清主持。古籍保护专家学者、古籍出版与收藏界友人30余人，以及杨夫人陈颖参加了追思会。

        张伯江副所长首先发言，回顾了杨成凯先生在语言所工作经历和他在语言学上的贡献。随后，与会人员回忆了杨成凯先生在汉语语言学、数理逻辑、英语、古籍版本、文化艺术等方面的高深造诣和他求真严谨、低调谦和、真诚无私的学术态度和处世风范，寄托哀思。
   
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汉语语法学界的几位同仁与古籍整理和出版界的同道们坐在一起，怀念我们共同的师友杨成凯先生，这本身就说明了这次纪念会的独特的意义：学科跨度如此大的两个领域的学人们都以失去了他而痛感惋惜，这就已经从一个侧面折射出了他对我国文化事业的重要贡献。
 
　　在这里，我作为来自语言研究所的一名研究人员，作为与杨老师相交三十年的一个晚辈，重点谈谈杨老师在汉语语法研究上的重要贡献，以及回顾一下我与他的个人交往。
 
　　杨老师是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读研究生的，那也可以说是他语言学生涯的起点。那是文革结束后我国第一次恢复研究生招考，那年投考吕叔湘先生的考生数以百计，最终考取吕先生“语法理论”研究方向的只有两个学生，杨老师便是其中之一。跟随吕先生攻读学位那三年，他们的幸运是让我们这些后生羡慕不已的，由于他们都有很好的基础，吕先生跟他们讨论的问题很深入，很前沿，学位论文选题也都很有难度。杨老师做的是汉语的“兼语式”问题。我知道杨老师很久以来是存有一个很大的志向的，他希望给汉语动词也像英语那样分出定式的（finite）和非定式的（non-finite）两种，他专门研究汉语的兼语式和小句宾语问题，其实就是向着这个目标，先攻克两个最难的障碍。他在这两个问题的研究中，有很多独到的规律性发现，我本人从中受益匪浅，在我自己近年的研究中还曾经使用，可惜的是，很长一个时期里，他的这些极有价值的结论并没有得到语法学界充分重视。
 
　　到了九十年代初期，学界气氛比较宽松自由了些，杨老师开始系统发表他对汉语语法的整体见解。1991-1994年，他连续发表了《动词作主宾语是汉语的语法特点吗？》（1991）、《关于短语和句子的构造原则的反思》（1993）、《关于汉语语法单位的反思》（1994）三篇文章，三文的副标题分别是“汉语语法特点散论之一、之二、之三”。这三篇文章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核心思想，就是强调语法的逻辑基础，他明确主张以命题结构作为比较不同语言的基架，这样我们对汉语和英语的异同会有一个全新的看法。这三篇文章只是质疑和反思，没有正面提出作者自己的处理方案，让读者很是期待。没过几年，他给渴望着的读者朋友献出了他的三十几万字的系统论述《汉语语法理论研究》，这几乎是那时惟一以“语法理论”作为书名的一部专著，他对我说：“作为吕先生‘语法理论’方向的仅有的学生，我有义务写出这样一部专著来。”这本书如果泛泛地翻阅，读者可能有与上述三篇文章近似的感觉，似乎逻辑辩驳多，正面主张少，其实，杨老师在几乎所有的重要语法问题上都讲出了他的主张，只是这些主张都隐含在他的辩驳性言论之中罢了。
 
　　杨老师一直有志于写一部系统性的汉语语法。记得2001年9月我们给他过60岁生日的时候，也让他像时下年轻人那样对着蛋糕和蜡烛许一个愿，他许愿之后却马上就说了出来，他说：“我的愿望是咱们室能够早些写出一部语法来。”我们一边笑，一边感到内心的沉重。杨老师的语法理想是：一部词典，配上一部语法，这样，用词造句的所有问题就都解决了。这词典和语法该怎么搭配，各自的规模和框架是什么样的，他都有很深的思考。
 
　　1999年，我们研究室正式上马“现代汉语用法词典”项目，杨老师成为我们这个项目最可信靠的顾问。朋友们都知道他是个语法学家，也知道他是版本目录学专家，知道他是词学行家，知道他是象棋高手……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对词典学是多么的精通。那是99年10月底的时候，我们用法词典项目组开会讨论编写原则，杨老师给我们系统介绍了英语界重要词典的主要类型和特点。像他讲的以Fowler、Wood和Evens为代表的三种用法词典，分别服务于什么对象、什么目的，选词的原则以及例句、格式的选择等等所有的细节，如数家珍，真让我们大开眼界。我听他说过两次“等身”：一是他说“我读过的象棋棋谱摞起来有我人这么高”，一是他说“我研究过的英语词典摞起来有我人这么高”。现在，我们这部历时十年的用法词典接近杀青，惭愧的是，它可能没有达到杨老师理想中的样子。
 
　　杨成凯老师自1981年研究生毕业留在我们研究室工作，到2002年退休，二十年就这样匆匆而过，很可惜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论著。退休以后，他又更多的把精力投入到古籍工作上，看到他能做起他感兴趣的事情，得以充分发挥他的专长，我一方面由衷的为他高兴，另一方面，作为与他在语法研究上一路同行的同事，我也深深感到惋惜。
 
　　我本人来语言所工作比杨老师晚三年，来了不久我就注意到这位才子型的老师。我在所里做过团支部书记，1985年，院团委组织了一次在劳动人民文化宫的社科咨询活动，我就点名请了杨成凯、阎征、沈家煊和傅爱平四位当时还很年轻的学者，分别代表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国外语言学和机器翻译专业坐在那里接受咨询。来问询的读者不多，我就趁机向他们几位请教各式各样的专业问题，记得杨老师给我讲了莱布尼茨和科学哲学，那以后，我就依他说的去买了那两本书。那年冬天，我和他一起坐火车去厦门参加句型和动词讨论会，漫长的旅程上，听他大讲美国语言学种种最新学说和观点，简直让我目眩神迷。
 
　　传统的语言研究人文色彩很浓，但杨老师对每一个问题的议论却总是句句不离逻辑，这让我这个既喜欢人文又喜欢数学的青年很是着迷，但吃苦受罪也在这里。每当我说出一个看法或者写出一点心得的时候，总会被他一下子指出逻辑破绽来。我觉得他就像一把无情的大尺子，横在语言研究的入门处，使得我每当把文章拿出来的时候都战战兢兢。我早期的几篇文章，每一篇都拿给他看，请他提意见。他也常常是密密麻麻写满一整张稿纸的意见，一点不客气，甚至于是全盘否定我的整篇文章。而每一篇文章，不管是听了谁的意见（有时是徐枢老师的，有时是廖秋忠老师的，有时是吕先生的）改了以后，也一定要再拿给杨老师看，等到他说“面貌大不相同”了，我才敢往外投。
 
　　尽管后来我选择的学派方向与杨老师有了差异，但他那些年给我留下深深烙印的逻辑规矩感，却影响了我迄今的整个学术生涯。比如说涉及形式和意义的关系时，我经常会想起他强调的“一符一指”的原则；在讨论“的”字结构时，我总会想到他强调的语言单位的同一性问题。杨老师成规模的建树尽管不是很多，但他细心推敲过的语法点，尤其是测试工具，真是论证的利器。我写《施事角色的语用属性》文章时，用了他对致使句使令动词与行为动词的论证；给研究生讲课讲到定式非定式动词时，又每每要讲他的谓词宾语一文；眼下我正在研究汉语的话题和主语问题，论证的起点，就是他的话题主语逻辑说。
 
　　杨老师没有看到他的语法理想得以实现，就匆匆而去了，我们作为他的晚生，没有能力全盘实现他的愿望，但是至少，他那些已经帮我们做好了的基础研究，我们要格外的珍惜，当今有些研究，问世晚于杨老师二十多年，其实还没杨老师走得远。这可能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最重要的一条我想就是，我们的人文科学研究领域，逻辑的意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应有的强度。如果我们每个研究者，都能像杨老师那样有强烈的辨析事理的意识，有一往无前的求真的精神，我们的学术面貌，可能会大不相同。